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也最讲究说话的艺术。有人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出口六月寒，这是指一个人的话对他人的影响，也有人讲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将说话的本事与人品挂钩，可见说话是一门大艺术。说话有好坏之分——反正话、俏皮话，亦有地域之辨，若以江湖武功来论，北方人骂人如狮吼功，声声见血，半分情面不留，南方人骂人如唐门暗器，绵里藏针，话中带刺。而在广阔的南方地域中，上海人说话又是一绝，这在金宇澄的《繁花》中就可见一斑了。《繁花》讲述了上个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上海弄堂里的故事，金宇澄在北方乡土文化如火如荼的潮流中为日渐式微的上海文化呐喊，书中的上海语言文化将此书推至炙手可热之处，甚至被拿来与《红楼梦》和张爱玲比肩。

1、女性的特定称谓

祖国南北，一江之隔，地域的差别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文化的差异，上海临海，海洋业发达，口头上便有许多与海相关之物，金条被上海人称为*鱼，简单一词占尽了形状和颜色两全，还带些贵气，使人不觉联想到装潢精美的复式阁楼角落里的一只只樟木箱。有鱼便有蟹。上海人称女人别出心裁，为蟹。老女人叫老蟹，漂亮女人叫枫蟹，顶漂亮的便叫好枫蟹，而玉蟹有玉，听起来极好，却恰恰相反，指的是又老又难看的女人，但有钱，财富多，可见这玉字前缀只是证明钱多了。与蟹相比，樱桃则听起来温婉得多。女人嘴巴能说会道称为樱桃尖，一句不会讲称为樱桃钝，两个女人相吵称为斗樱桃。以樱桃喻女性之口是有迹可循的。白居易家中有妓名樊素，小口如樱桃，因此他在诗中写道樱桃樊素口，后人流传下来便以樱桃小嘴赞扬女性。上海人称呼小姑娘则为乖囡或小囡囡，囡有小孩之意，也可称呼男孩，但久而久之便成了女孩的专属，男孩则用囝来代替了。还有较为俏皮的称呼便是小娘皮，是长辈女性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的称呼，疼爱中还带些厌恶，感情饱满而复杂。除此之外，花瓶便是略带着贬义的称呼，意思与如今无太大差别，指的是外表好看但徒有其表的女性。

2、尖刻的骂人之语

上海方言中有许多略显尖刻的辱骂之语，细究起来也颇有门道。上海人骂人为赤佬小赤佬，赤佬一词原本是指旧时穷人家死了人买不起棺材只好用草席一卷埋掉，曝尸荒野被人看到会被当做不吉利之事，长期沿用下来便成了骂人的话，一除胸中晦气。将生死之事与辱骂联系起来似乎并不是个例，《繁花》中有许多骂人之语都是与死亡紧密联系的，骂人老棺材，相当于北方话老不死的，挺尸则有等死之意，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恐怕没有什么话比将人和死亡联系起来更恶*的诅咒了。就骂人而言，比赤佬更甚的是瘪三一词，如果说赤佬是普世意义上的骂人之语，人人都可骂得，那瘪三指的则是城市里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或偷窃为生的游民，是辱骂里的下等词。瘟生是另一个高频出现的贬义词，是吴语里常用来骂人的话，骂男孩子居多，没什么口头标准，只作出气之用。巧合的是，李碧华曾在小说《胭脂扣》中写到妓女如花决定找个瘟生，斩之，这里的瘟生则不同于上海话中的意思，指的是冤大头了。上海人骂人是十分刁钻的，除人以群分，以尖刻之语概括外，也为某种行为做概括。吴语称人出轨为外插花，这与诗句一枝红杏出墙来有不谋而合之意，该诗句并无出轨的本意，而是后人根据字面意义进行的歪曲解读。更恶*的例如嚼蛆（胡说）之类便是小弄堂里市民常挂在嘴边的话了。

3、日常生活用语

上海的日常生活用语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种类。上海曾属孤岛，殖民时期受到多国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也使得上海成为一所文化包容的城市，上海的口头文化中最不缺的便是音译词，起司（cheese）白脱（butter）多士炉（toaster）都是由英文单词音译而来，词意为英文原意，却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氛围。上海话中还有一些仅表示概念而无情感倾向的词，譬如搵食，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找口饭吃；辰光有时候之意，但当今年轻人已很少使用了；汰浴有洗澡、冲凉之意，老上海则称淴（音huo）浴；米田共便是繁体字糞的拆分了，颇有汉字象形的意味；腻心指厌恶、恶心。此类种种，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某些与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的名词，它们随着历史而来，也伴随历史而去，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已经知之甚少了。两万户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两万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的一种房型，沪东沪西建造约两万间，两层砖木结构，洋瓦，木窗木门，楼上杉木地板，楼下水门汀地坪，内墙泥草打底，罩薄薄一层纸筋灰，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对于棚户区的赤贫阶层来说，两万户便是遮风挡雨的人间天堂。后来随着城市改造，两万户也成为了历史的遗迹，不复存在了。

金宇澄在《繁花》序中写道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这里的亵不仅是指故事更是指语言，吴语之亵使得上海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小说虽然借助了旧故事与旧语言，带给读者的却是小说里的人生和语言本身的魅力。中华语言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需以一颗真诚之心敬畏语言，敬畏文化。